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陛下，韩非的意思非常明白，君王之尊，不是臣子的言语可以侵犯的，世上的蠢人是如此之多，您何必在乎那些诽谤之词呢？干脆禁了便好，和这些人讲理，他们已有了成见，哪怕是讲上一万年，恐怕也讲不通。直接治以大不敬之罪，令无人敢言，才是最好的办法。”

刘羡哈哈一笑，指着傅畅道：“世道啊，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韩非所言确实不错，但与当下的时机不合，君主能以重刑处置言罪，那是在国家的成法已经卓有成效的时候，世人皆服其法。若有人再非议，那真理不辩自明，所以是乱法之罪，可以直接降罪。”

“可如今是乱世，我能够立国存身，一靠祖宗遗德，二靠征伐四战，三靠坚守信义。可世人知我信我，却并不代表能相信新法，因为新法眼下还没有成效。因此，我若是单纯地因言论罪，反而会令影响更坏。”

刘羡的言语并非无中生有，古往今来，因言获罪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两百年中，最出名的言论罪，大概便是在桓帝与灵帝时期的党锢案了。此案分为两次，遭受牵连的士人成千上万。尤其是灵帝时期，反对朝政的士人数不胜数，灵帝便下诏，将他们尽数党锢在家，不允许其出仕。可结果呢？反倒是士人们在乡里群起清议，彻底在舆论上摧毁了汉室的权威，而导致了士族的兴起。

这绝非孤例，司马昭篡魏时期，又是怎么整治身为竹林七贤的嵇康的？仅仅因为嵇康不愿意出仕，在民间对司马氏颇有腹诽，便直接将嵇康当众处死，结果嵇康临死前的一曲《广陵散》，反而令司马昭风评直下，至今仍留有丑声，以至于司马炎不得不对士林近乎变态的宽容，却仍无法消除父辈留下的恶果。

殷鉴在前，可知世人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而朝廷的新政既然惹人非议，那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不仅要严格执法，打消旁人的幻想，同样也要在正面对舆论做出回应，批驳那些否定新政的观点，只有堵与疏并行不悖，方才能将新政真正推行下去。

傅畅此时也有些被天子说服了，但对于天子打算如何处理此事，他仍然有些拿不准主意，就问道：“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刘羡重新坐直身子，问道：“现在对新政议论最多的地方在何处？”

傅畅自然回答道：“当然是在太学。太学生好议国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这确实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还历史悠久到堪称为一种传统了。自从汉武帝正式设立太学以来，天下最杰出的士人便纷纷跻身其中，并且搜罗典籍，藏书兴文，随着时间发展，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整个帝国的舆论中心。此后国家的所有大事，几乎都与此有关。

比如王莽篡汉，就是靠着他在太学的经营和声望，掌握了在舆论上的主动，方才能将自己吹捧成周公孔子一般的圣人，逼迫前汉禅位。而随后发生的汉魏禅代、魏晋禅代，也无不与太学的舆论风向息息相关。

这其中的缘由也很好理解，能远赴千里赶来太学中求学的，要么是家境殷实之辈，要么便是心性坚韧之辈，且胸怀大志，深通学术。而且他们很多人中还年轻气盛，在太学中相互议论国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在太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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