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的一环出现断裂。江一鸣同志既是江城医改试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又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第一责任人。职务与权责从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我们提倡容错纠错，但容错绝不等于免除责任，更不等于免于审查、免于调查、免于追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讨论的，不是简单‘找谁背锅’，而是要通过制度构建，确保今后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能够经得起民情反馈的检验、风险推演的考验和事后复盘的校准。”

李玄章如此直白地质疑杜家乐，令在场不少常委面露错愕。

然而杜家乐神色平静如常，甚至更为坦率地接过了话头：“玄章省长说得对，我确实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但我袒护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改革进程中必须保留的探索空间和担当精神。我袒护的，是那些在政策尚未完全成熟时仍勇于牵头试点、直面基层堵点的干部；是那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资源未充分配套的条件下，仍然努力尝试打通医改‘最后一米’的实践勇气；我更是在袒护一套成熟的制度理应赋予探索者的容错边界与复盘机制。真正的责任缺位，并不在于某一次决策拍板本身，而在于拍板之前未能建立科学的民情沙盘推演机制，拍板之后未能设置有效的动态校准接口，决策过程中未能嵌入让群众可感知、可反馈、可参与修正的温度刻度。”

他进一步补充道：“关于这次医改的推行过程，肖树民同志曾专门向我作过汇报。他也邀请了分管的赵省长及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专题会商，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明确反对，这说明大家对医改的基本方向是认可的。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应被一并问责？再说，医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难道是江一鸣同志一个人能够单独决定的吗？它是江城市委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成果，肖树民同志作为市委主要领导，更是最终拍板者与政治第一责任人。如果我们真要追究责任，就应该从决策链条的完整性出发，将所有参与者纳入审视范围，而不是将焦点仅集中于某一个人。”

“更何况，本次药品挤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不良媒体发布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的信息传播。同时，部分医疗机构为抵制医改政策的调整，擅自限供药品，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恐慌情绪。根据江城方面报送的调查线索，这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部分医院的抵制行为，并非偶然孤立事件，而是存在组织性与预谋性。相关具体情况，仍在深入核查。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责任尚未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仓促认定责任归属，既缺乏公平性，也有违治理现代化的本义。”

“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反馈一个最新情况。国家医保总局非正式向我省传达意见，他们在经过多轮实地调研与综合评估后，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初步决定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计划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借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更多源于执行环节和外部环境干扰，而非政策本身的重大缺陷。”

“在国家层面充分肯定、甚至准备推广‘江城模式’的背景下，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核心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难道不是以‘手执尺子却量不准方向’的方式对待改革者，既寒了实干者的心，也为未来的政策创新蒙上阴影吗？”

“难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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